让她更恼。

她不习惯在公共空间入睡、不习惯半夜醒来水都喝不到、不习惯洗完澡穿着浴袍走出浴室时发现他正坐在客厅，头也不抬地翻书。

那个竹节手柄的马克杯，每天早晨都洗得干干净净，放在餐桌上，杯底垫着那个她当初在学校跳蚤市场淘回来的陶艺杯垫。

是个做得有点丑的浣熊，颜色没烧好，尾巴上还掉了点釉。他看见时还说哪里像浣熊，分明是个长胖了的熊猫。

过了几天，不知道从哪儿把那杯子拎了回来，说给“熊猫”搭着用，刚好一套。

后来就成了她惯用的早餐杯。

早餐依旧每天准时做好，杯里是她这段时间爱早上喝的热红茶。她没动，只默默将茶换成了咖啡。

第二天，桌上就只剩下咖啡。

她把咖啡倒进水槽，看也不看。

她不允许自己软下来。

她努力保持淡漠，逼自己遗忘，却发现他的痕迹早已嵌进她的生活。

她望着客厅另一头紧闭的次卧，突然有种荒谬的错觉。

像是他们从来没发生过什么，只不过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。擦肩、错位、沉默，然后互不打扰。

而最让她无力的，是她自己。

她知道自己已经无法从那一场中真正抽身出来。

她的身体记得。

他说过的话、吻过的地方、她哭时他舔过的眼泪，全都还在。

她不愿承认有某些时刻她并不只是被动。

那些身体的回应，是她这场冷战中最羞耻的证据。

所以她才不敢回房。

因为一旦走进去，她就必须承认，她已经回不去了。

她也在积极看房子。

冷战第四天早上，她没有课。

她换上一套整洁的套装，头发也梳得一丝不乱，约了两家中介，一家在海布里，另一家在南肯辛顿。

这两个区她都不熟，只是按照“安静、安全、交通便利”三个关键词筛的。

第一家是Loft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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