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时如果能解决五寨堡军户们吃饭问题的话，再以点带面，解决或是减缓大明朝粮食不足的问题，将是名利双收的结果。

况且，黄来福认为，在农业不稳定的时候，大力发展商业，并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，这方面，大明朝已经得到了深刻的教训。

大明朝末期，商业极度发达，特别是万历、天启、崇祯三朝时，海外贸易庞大，致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，不完全统计，明朝末期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高达五亿两以上。

只是如此多的白银大量涌入，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通货膨胀，各种商品的价格飞涨，粮价更是随之飞涨，贫富二极越发严重，造成了许多问题。

农业不稳定，粮食产量不足时，商业贸易的繁华，还会导致另一个问题。比如大明的产粮中心，江南一带的民众看到商业的好处，觉得种粮不划算，便将大片的田亩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，使粮食产量更是进一步下降，这就是所谓稻桑之类的争议。

本来大明朝北方几十年都陷于小冰河时期，粮食已经严重不足了，加上南方的粮食产量又年年下降，导致大明朝的粮食更为匮乏，粮价更是节节攀升，粮价飞涨又带动所有物品上涨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，加剧了社会矛盾。

这就是典型的无农不稳。

农业不稳，百姓没有粮食，再繁华的商业也是无根的浮萍，风一吹就倒。所以说，在古代那极低的粮食生产力面前，加上灾害频繁，落后的交通。中国几千年的“重农抑商”政策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大明朝后期商业再发达，也拯救不了因农业崩溃而带来的社会崩溃，反火上浇油似的增加了不少不稳定的因素。

况且，还有一点，明末的商业发达，白银的大量流入，并没有给国家财政带来什么好处。国家的财政，依然拮据。因为这其中的贸易红利，基本上都给那些大商贾和文人官员们瓜分了。小民和政府，反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。

一方面，大明的立国本是以一个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社会，在财政收入上，向来以一个简朴的小农社会为参照物。这种从小农社会出发而制定的各种制度，包括财政制度，很难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，官员们普遍没有应付各种环境变化的能力。

这些文人官员对于民间经济的发展或衰退，往往感到隔膜，两眼一摸黑，无从下手。更不要说面对商业社会那各种复杂的变化了。自然，国家的税收和预算也就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了。大明朝很多官员根本意识不到社会商业财富的变化，根本没有在商业方面增税加税的概念，只会惯性地盯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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